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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收历史
日期: 2018-02-19
 

苏东坡王安石税改之争

苏东坡(公元1036年~1101年)与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均是宋代的文坛巨匠,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也各有建树,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影响很大。然而,十分敬重王安石学识的苏东坡,却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特别是在赋役制度改革方面,两人分歧较大。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赋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输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当时,政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向各地征收土特产作为贡品。每年不论丰歉,州府都要按定额发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输法,设发运使统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区),凡京城所需贡品,就近直输京城,过剩贡品就地卖掉。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缗(贯),丰年低价购储部分物资,移丰补歉。苏东坡却反对均输法,认为这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影响了国家的商税收入。国家“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税)之额所损必多”,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宋史·食货志》)
  改革中,王安石还推行募役法,规定应服役之户,一律依照政府划分的等级,随同夏秋两税缴纳免役钱,不再服差役。政府用这些免役钱雇人服役。苏东坡认为“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虽其间或有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苏东坡集·奏议集》)改百姓出力为出钱,是对百姓利益的一种损害。尤其是遇灾年可免赋税,但役钱不能免,等于增加一项苛税。“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因此坚决反对。
  但苏东坡并非像司马光一样保守,只是反对王安石急于求利,他希望通过缓和的改革,兴利除弊。他主张“轻赋役”,提出减免零售商的赋税,刺激商业的发展,增加商税收入。“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他在被贬为地方官时,曾减赋赈荒,不断兴革,也颇有政声。
  两人虽政见上有分歧,但在许多方面仍互相欣赏。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撰文写下了“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给予王安石高度评价。

张居正赋税思想

   张居正(公1525—1582年),字叔大,江陵(今湖北江陵)人。明代政治家、理财家。神宗时任内阁首辅,执掌国政长达10年。他曾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并在客观上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用财有节。指出“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反对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横征暴敛,“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张居正主张“固本安民”,不事聚敛。他强调“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民本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为了做到固本安民,张居正反对赋税负担不均,官吏贪污舞弊,豪强兼并偷漏等现象和行为。他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指富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他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是“理逋负所以是国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间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即清理欠税,惩办贪污、清查隐田。这些思想应用于一条鞭法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居正还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黄宗羲赋税思想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林则徐赋税思想

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初期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林则徐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他从国家财政方面痛斥鸦片走私对中国的桅,“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主张严禁鸦片堵塞漏卮,以培国本。为克服鸦片走私带来的“银荒”,林则徐建议“减浮费”以使商民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赢利,即减轻封建政府对开矿商民所征收的各种捐税。他认为,对各种“名目愈多’的捐税,“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当时,封建士大夫们囿于自然经济的观点,一般不能从经济角度认识对外贸易,也不重视关收入,林则徐却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认为开征关税可使国家获利,并主张用关税收入制造新式武器,加强国防力量。他说“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造炮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这是林则徐以夷制夷思想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魏源赋税思想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薛福成赋税思想

薛福成(公元 1838—1894年),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曾担任一些地方官职,又随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薛福成把“振兴商务”看作是“生财大端”,主张减税以促进其发展,认为国家税收只能在此基础上谋求增加。他说“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竟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率,则于国课必有所稗。”为促进商品流通,保护商民利益,他主张“渐裁厘金”。在厦定未裁撤之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改革“宜密于近海而疏于内地,用新定税额,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是举前此弊端,一举而清之也”。薛福成还主张实行保护关税,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

康有为赋税思想

康有为(公元1858~19271927年),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是 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梁启超赋税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孙中山税收思想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他指出“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作者:harvey   来源:迪庆办公室   责任编辑:迪庆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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